精神健康工作模式

自古以來，社會一直以不同的角度理解心社障礙（Psychosocial disability；亦譯「精神病患」），而不同的角度和觀點會影響社會如何看待心社受障者的權益。以下簡單解說社會理解精神健康和心社障礙的歷史演變。

在工業革命（約1760年）以前，社會認為心社受障者的人生是悲劇，認為他們之所以有障礙全因為個人不幸所致，而社會基於人道和慈悲的原則，是需要同情和幫助這些不幸的人的。於是，慈善模式興起，人們認為心社受障者無能力獨立過活、是社會的負擔，因此只能被動地接受福利服務和慈善機構的協助，並由福利機構主導並決定服務的方式（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，2019，頁3）。雖然慈善模式能喚起慈善機構、宗教團體對心社受障者的注意，予以援手，但是心社受障者被隔離在主流社會以外，亦無法為自己作任何決定。

至19世紀中，西方醫療的專業知識和技術日益發展，醫療模式興起，人們想辦法使用醫療「治癒」心社受障者的「缺陷」，幫助他們回歸「正常」，以符合社會對「健康」的期望。然而，此模式忽略社會環境對心社受障者帶來的歧視及阻礙（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，2019，頁4），心社受障者繼續處於被動受照顧的角色，醫學專業凌駕於受障者的個人意願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，許多關注心社受障者權益的機構開始興起，並提倡社會模式。從社會模式的角度，心社受障者的能力受不平等的社會環境所限，社會的制度、壓迫、歧視亦剝削了受障者的權利（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，2019，頁12）。

人權模式在2006年聯合國通過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》後獲推動，強調心社受障者有與其他人平等的權利、自由與尊嚴去參與社會和掌握自己的生活。人權模式著眼於「人」的重要性，而非他的障礙。國家與地區應透過政策、立法等保障心社受障者的人權，將受障者在學校、社區、職場、家庭等都能充分、不受歧視地參與（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，2019，頁6）。

以上四種模式至今仍然同時存在於今天的社會，在不同情況中混合使用。隨著社會對心社受障者的認識增加，對人權與和平等愈趨重視，社會看待心社受障者的權益正在朝著人權模式的方向發展。